城镇化问题正在全民热议中，人们常常会问两个问题：“钱从哪来”“人上哪去”。根据我前段时间在各地调研遇到的情况，相比“钱从哪来”，“钱为何来”“钱如何来”“钱怎么用”这三个问题，更应认真思考和研究。
新型城镇化不能搞成投资大跃进，更不能演变成钢筋水泥的造城运动。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钱从哪来”，更需要考虑的是“钱为何来”。
最近舆论热炒城镇化规划需要投入四十万亿的新闻，国家发改委领导出面辟谣称并没有四十万亿的投资计划。从学术上探讨中国城镇化的潜力仍然巨大，要完成城镇化的目标，需要投入的资金或许不止四十万亿。不要论需要投入多少万亿，我们首先要问为何投入巨额资金？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投资计划实施五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发现四万亿救市投资造成了诸多严重的后遗症。当年为了救市而投资，目的和手段可能搞颠倒了，贻误了经济升级和生产方式转变的大好时机。
推进城镇化固然能够创造更多 GDP，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据说可以高达GDP1/4。但是，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倒果为因，为了GDP和政绩工程而进行城镇化投资，这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初衷，更不符合城镇化的逻辑。城镇化不是一剂灵丹妙药，并不会自动地解决城市生活中面临的一切问题。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处处为民生着想，新型城镇化的投资才不致沦为GDP的工具，而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加美好幸福。
在城镇化过程中权力如何在权利面前保持敬畏？政府官员必须保持足够警醒。我们不仅要考虑“钱从哪来”，更需要考虑“钱如何来”。
城镇化必然需要巨大资金投入，不论是四十万亿还是其他多少万亿，如果吸取四万亿救市计划的教训，城镇化就不能只考虑投资多少万亿，更需要考虑城镇化相关的行政权力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政府只问“钱从哪来”，而对权力的边界不加以厘清，依据历史经验，人们有理由担心印钞机加速货币超发，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有理由担心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变本加厉，地方政府性债务包袱更加沉重。政府的权力如果没有制约，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救市的问题不仅出在四万亿投资方向上，更出在四万亿的危机决策程序和权力介入经济的干预方式上。前段我在一些地方调研，震惊地发现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打着城镇化的名义，粗暴地强制要求农民离开乡土进入集中规划的城镇，引起农民强烈的抗议和抱怨；一些地方将土地征收补偿金强行“借到”政府手中用于城市建设，当地民众尖锐地追问：民众非法集资政府来管，政府非法集资谁来管？
因此，城镇化过程中钱如何来的问题，关系到是否能够实现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改革目标，关系到未来的货币发行机制和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等能否得到有效改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