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私营经济受思想桎梏和政策变动影响，发展较为缓慢。此时，邓小平三次提到安徽“傻子瓜子”，表明他支持私营经济发展的鲜明态度，对安徽乃至全国私营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反映出邓小平对发展民营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
邓小平首谈“傻子瓜子”
私营经济获得生存机会
改革开放初期，从安徽凤阳小岗村起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繁荣了城乡市场，使农村很快涌现出了大批个体工商户。1981年前后，在个体大户基础上，安徽霍邱县单龙公社双龙大队社员汪全精，依靠当地林茶资源进行多种经营，还雇人帮助贩运林茶，很快富裕起来。但是，受极左思想影响，汪全精因“雇工剥削”“投机倒把”的罪名被拘留。1982年5月，他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后，受到安徽省委重视。省、地、县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他的情况进行调查，经调查后认为，汪全精劳动致富，值得肯定。5月11日，安徽省委转发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要积极帮助和支持那些有特殊技术和经营才能的人，在目前农村商品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允许私人从事贩运活动；只要经营者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就应当允许；省委支持农民从事个体经营非农产业。于是，安徽农村个体经济在全国比较早地发展起来。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很快影响到城市，而彼时安徽城市个体经济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就是“傻子瓜子”。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政策开始允许个体户经营，“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开始在芜湖市中山路摆摊卖瓜子，生意逐渐红火起来。1979年，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随着企业的发展，到1982年下半年，“傻子瓜子”厂的工人人数已有100多人，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雇工数量的限制。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各方关注，有人连连写信上告，指控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姓“资”不姓“社”，是“资本主义剥削”，对国营、集体商业造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为此，安徽省委派人到芜湖进行调查，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基本肯定了年广久的做法，提出应该允许其存在、发展。
后来，这份材料被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被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看到，他认为很有典型意义，便送给邓小平阅览。邓小平看完调查报告后，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并指出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表态让“傻子瓜子”得以继续生存下去，对雇工经营起到了保护作用，让私营企业发展得以继续萌芽。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农村和城市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中央采取的宽松政策使个体经济和雇工经营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