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9月26日09:55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王建双，1936年12月生，福建翔安人。曾任福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厅长，1987年任厦门市委书记，1990年任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1998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3年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9日初访，2019年8月29日再访
采访地点：福州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您任厦门市委书记，那时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王建双：1987年1月，我到厦门市任市委书记，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那时候他30岁出头，一年半之前从河北省正定县来厦门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由于他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有些人就有顾虑——他会不会盛气凌人、居高临下？他会不会有优越感？办特区，有很多旧体制要打破，有很多旧机制也需要转换，他这么年轻，到底敢不敢碰这些旧体制、旧机制呢？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对他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但通过接触，习近平同志为人平实可亲的风范、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很快使大家打消了之前的顾虑。我那时刚刚上任，对厦门的具体情况还在调研、探索阶段。在与市委班子成员交谈过程中，我感到习近平同志的战略思维能力非常突出，他的一些战略思考当时给我的启发很大，印象很深刻，现在还记忆犹新。
办经济特区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很多，但其中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制定一个发展战略来引领经济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习近平同志抓这两件大事，在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探索和实践上花了大量心血，也显示出他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
采访组：请您详细谈谈习近平同志制定厦门发展战略的思路和过程。
王建双：1986年8月，厦门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着重研究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市委安排习近平同志抓这件事。他认为，要制定出一个能够引领特区健康发展的战略，必须组织全国有关的专家学者、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系统的研究。他把这个课题分为21个专题，邀请中国社科院、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厦门大学等单位分别承担，有100多人参与研究。他还亲自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到北京，向于光远、刘国光等专家学者请教，请刘国光同志来厦门调研指导。此外，他还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到新加坡考察办自由港的经验。
我到厦门工作后，跟正在主抓战略研究的习近平同志作了一些交谈。他说：“办特区大家都有积极性，你也想做，他也想做。我们办特区没有经验，但是战略方面的几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世界经济重心会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厦门历史上就是太平洋西岸很重要的港口，厦门的发展就要和当前的这个经济发展趋势契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和制定战略。”我感觉他说得非常好。
他还对大家讲，厦门的发展战略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要弄清楚中央为什么要在厦门办特区，这是战略定位问题。第二，要弄清楚我们办特区的有利条件。第三，要弄清楚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第四，要考虑清楚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第五，发展模式明确了以后，我们的发展目标怎么定，应该有一个总体安排。目标定出来以后，要分阶段地发展，要选择重点，不是全面出击，而是要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最后，就是制定战略对策。
在制定战略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的逻辑非常清楚，思维定位也很准确，他让科研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深入调查和反复论证相结合，定量测算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紧密构建了一个系统工程，很好地完成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任务。1988年3月召开论证会，有50多个单位和1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论证。
《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特区最早编制的15年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厦门发展的总体设计，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发展模式、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实施对策，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保证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沿着中央指定的方向健康前进。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规划确实对厦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的一些思路到今天也是先进的。
采访组：厦门成为计划单列市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在当中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王建双：中央批准厦门为计划单列市，是体制的重大改革，这牵涉到中央、省、市三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重新调整，也牵涉到财政收入分配的全面调整。这其中矛盾重重，有非常多的利益纠葛，还有各种极其繁琐的问题。尽管计划单列工作是一件千辛万苦的事情，但习近平同志抓得很出色。
1988年，市里成立计划单列办公室，习近平同志全面负责计划单列的各项工作。他从基数划转、理顺关系入手，组织了9个专业组、105个单位350多人的工作班子，进行极其认真细致艰苦的工作，整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矛盾。习近平同志同班子里的几位领导反复研究如何处理好各类矛盾，认为要把握好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协调要充分。经济管理权限的重新分配，涉及的部门很多。厦门有20多个重要部门，在计划单列之后，工作职责和管辖范围都有所调整。这就牵扯到一些问题，你多管一点还是少管一点，多收一点还是少收一点，这些问题盘根错节。解决这些矛盾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看法不一致，都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需要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这项工作没有捷径可走。习近平同志认真去做工作，通过反复协调和协商，一点一点逐步取得进展，慢慢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
第二，要有全局观。习近平同志给各单位的同志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们厦门要实行计划单列，要充分地向省和中央去反映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是必然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考虑，在全国、全省的棋盘当中，厦门只是其中的一颗棋子，我们要有一个全盘观念。该反映问题，我们要反映，但是我们要从全局去考虑，不能只坚持自己的看法。”全局观念这一点，习近平同志把握得很好，所以矛盾处理得很妥善。
第三，家底要透明。厦门计划单列工作具体该如何做？到底怎么做好我们自身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发展基数要调查得非常清楚准确，不能有半点含糊。他说：“我们的家底要透明，千万不能遮遮掩掩的。”这样重新分配的时候，才能做到通盘统筹，有可靠依据。
第四，眼光要长远。习近平同志要求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能单纯就事论事，更不要只看眼前利益，要有长远的眼光。
经过一年多努力，习近平同志同班子的同志们排除各种困难，推动厦门的计划单列市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厦门计划单列以后，发展优先权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厦门原来是福建省9个地市之一，配备的是地市一级的管理班子，权限小，束缚多，许多事情想做做不成，极大束缚了特区发展。计划单列之后，中央出台文件，赋予厦门副省级的管理权限。厦门可以直接和财政部结算，自己还可以单独设立金库。也就是说，厦门自己有多少钱，可以自己计划着花。
第二，计划单列之后，厦门得以逐渐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把握大原则基础上，怎么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就怎么改。这样一来，上层建筑得到了优化，体制对发展的束缚减少了，很多生产要素就能够重新进行高效配置，经济发展就有了很大活力，厦门发展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计划单列之后，厦门作为副省级单位，可以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直接了解中央的意图、方针、部署，这使整个领导班子的决策能力和效率得到很大提高，也极大激发了大家去开拓创新。
这三个核心问题的解决，就等于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插上了翅膀。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厦门成为计划单列市这两件大事抓完以后，我对习近平同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感到他战略思维非常强，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思考问题都是从厦门的实际出发，不是“拍脑袋决策”。厦门非常需要他这样的实干家来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破解厦门发展障碍过程中提出了哪些重要观点？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王建双：办经济特区，要打破很多旧体制，要转换很多旧机制，改革力度有多大，阻力相应就会有多大。就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跟我们交流过很多次。他说：“老城市办特区存在三个障碍，第一，传统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传统的政治体制障碍；第三，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障碍。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手脚就会被捆住，难以前进。”如何破解这三大障碍，习近平同志在探索当中逐渐形成了七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并且一一付诸实践。
第一，关于厦门经济特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他说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要靠改革开放，要大力发展对台关系，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交换，厦门只能走这条道路。他在与我们交谈中，多次谈到这个观点。
第二，厦门必须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对外要引进台资、侨资、国际资金，对内要联络内地的有关地市和企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挤”入国际市场。他深刻认识到，发展特区绝不可“闭门造车”，必须与国际接轨。
第三，要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特殊贡献。他在制定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做了很多调查。他说，为什么我们要讲为祖国统一作特殊贡献呢？一是从人口因素看，台湾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由福建迁过去的或福建人的后裔，福建人要到台湾去，大多数是从厦门港到台湾，所以历来厦门就有对台“人文交流桥梁”之说。二是从历史因素看，在清朝初期，台湾和厦门是一个行政区，叫做台厦道。三是从人文风俗习惯看，厦门和台湾的风俗习惯是相同的，很多从台湾来到厦门的人，都能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