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姓资姓社”的区分造成了最严重的思想束缚，成了“紧箍咒”。尤其在极左的“文革”年代，人们总认为，左比右好，左才是革命的，所以，“宁左勿右”盛行，造成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困难。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解放了思想，真正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真正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主导下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经过，完全说明了这个道理。
痛定思痛，当年饥荒的记忆难忘
穿越剧热播，有年轻人问我：“若让你穿越，你最愿意穿越到哪个朝代？”我答：“我只想穿越到几十年前，我的青少年时代。”“为什么？”他们诧异，不解。我说：“我只想把现在吃不了的粮食和肉送点过去，那时候饿得可真难受哇……”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婴幼儿时期食物并不短缺，可从我记事的50年代末期，人们就开始饿肚子了。那时各种物资都很紧张，城市人口的粮食、各种副食品以及和农村人口一样的其他一切生活用品，都按计划发票证，都得凭票购买。票证多如牛毛，无论买什么都要票，就连盐巴、肥皂、牙膏、香烟等等都是如此。
其他物品短缺尚可艰难地凑合着过，可粮食太少让人日子难熬。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城市人口粮食供应量减少到了仅仅能维持人生存的最低能量消耗，成年人每月19斤，每天只有约6两，每顿2两。肉食极其稀缺，食油每月供应菜油4钱。蔬菜也很少，经常吃盐水泡饭，或是滴点菜油抹一下锅，把盐炒炒，用来拌饭吃。人们长年处于饥饿状态，长期营养不良。可偏偏这时上面又要求搞“公共食堂”，严禁各家各户开伙，有些地方还派人到家里拔锅封灶。1960年秋我发蒙读书，一天下午，还没放学，我已饿得心头发慌，难受极了。回家要了一两饭票，跑去还没开饭的食堂，买了一个比乒乓球大点的“米皮粑粑”来啃，这个小小的细糠粑粑就是我的一顿晚饭。那年一年到头没吃到一星半点肉，只有在春节时，食堂才通知按人供应一点。我跟着四姐早早去到食堂，窗口前人挤得水泄不通，我们挤不赢，只好排到后面。可不久前面传来骂声，说那些食堂人员是贪污犯。哦，肉没有了，后面的人吃不到了。端着空碗回家，我伤心地边走边抹眼泪。
城市人口有供应粮，虽少，尚可“吊命”。农村人更惨，本来年景差，粮食收得少，可基层盛行浮夸风，上面不太了解具体情况，于是每个生产队除了要向国家交“公粮”（农业税）外，还必须完成粮食“统购”任务。这样剩下的口粮远远不够，饿死人的事并不鲜见，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小腿水桶般粗，肿得发亮。
1962年，政策稍有松动，广安农村实行了“三包一奖”责任制（作业组向生产队包产、包工、包投资，统一奖赔），农民日子略为好过一点。城市居民口粮供应也增加到每月25斤（其中含20﹪的粗粮，如玉米等）。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业生产又遭到严重破坏。“三包一奖”责任制被打乱，生产队集体生产的模式进一步强化。若发现哪个生产队胆敢偷偷多给社员划一点自留地、田坎，队长不但会挨批斗，恐怕还有牢狱之灾。社员们搞点副业，想方设法挣点钱来改善生活、减轻贫困，则往往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东西没收，人遭批斗。
1969年至1973年，我在农村当“知青”，更加体会到挨饿的滋味难受。那时，每年分稻谷不到两百斤，包谷、小麦各几十斤。可干农活累，饭量大，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城里的父母特别担心我，从牙齿缝节省，不时给我点粮票，可一想到他们粮食并不宽裕却还要支援我，心里就十分难过。有一年青黄不接的春三月，我的粮食早吃光了，靠父母接济过活。连续多日吃菜多米少的莴笋叶稀饭，还要出工干活，人饿得清瘦。回到城里的家，母亲一见，奇怪地问：“你的牙齿怎么这么黑？”对镜一照，我满口牙齿全像用墨水染过，这当然是莴笋叶的“功劳”。后来每天使劲刷牙，几个月后才恢复正常。
我这样的“知青”，日子都特别难过，一般农民就更惨了。一年，到头粮食不够就用“瓜菜代”，很多人靠吃糠咽菜度日；到春荒二三月断了粮，只好拿树皮、野菜、芭蕉芋儿甚至观音土（白泥巴）充饥。观音土吃了屙不出，曾有小孩被活活憋死。
1976年春，闹大饥荒。一天我从教书的乡下回城，走到高岩，见对面山坡上一大片梧桐树树皮全无，露出一片惨白的树干，令人触目惊心。听人说，有人剐了树皮拿去晒干，磨成粉充饥。那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广安和全国一样，正狠批所谓的邓小平“右倾翻案风”。老百姓心中有杆秤，明白按邓小平的政策才有饭吃，都为他鸣不平，可又不敢明来，就暗中表达不满。广安县委大门里的花台上，有好几棵脸盆粗的梧桐树，有人故意跑去剐树皮。已经剐完几棵，眼看制止不了，工作人员只好拿来油墨抹在树干上，才保住了剩下的几棵。饥荒实在太厉害，上面就从东北调来救济粮——玉米，农户可按人分到一点，但也维持不了几天，大家仍然为填肚子的事发愁。
邓小平给了我们温饱，带领我们奔小康
“文革”结束后，贫困问题成为各级领导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按理说，什么样的形式、体制适合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就该用什么形式、体制。但是，由于“宁左勿右”、严格区分“姓资姓社”等固有思想观念的束缚，谁也不敢放开集体生产的农村经营管理模式。
邓小平对这一套进行了严肃的批驳。1978年2月1日，他在成都指出：“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怎么能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强烈反响，有人批评它是“荒谬”“砍旗”，有的赞誉它是“东风第一枝”，是“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众说纷纭，争论四起。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说：“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议的意义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