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使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心與創造性更加加強”

　　 【黨史鉤沉】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局勢發生急劇變化。考慮到“各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干部的成長和政治上的成熟”，“各國內部和國際間的情況變得更加復雜，這個原有的組織形式，已經不能適應各國工人運動的繼續增長”（《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頁），5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向各國共產黨提交《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請各國共產黨盡快發表意見。6月10日，共產國際正式解散。作為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創立並被領導長達二十余年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對這一事件進行了積極有效的主動應對，使得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既體現了對中國革命歷史、現狀和前途命運的理論思考，同時也深刻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在組織上思想上理論上漸趨成熟，表明我們黨已經能夠獨立自主地根據中國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重任。

　　客觀評價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真理報》發表的《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后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共中央的《決定》指出，對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完全同意”，並強調“共產國際在它存在的時期中，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包括對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盡一切可能給予援助”（《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0頁）。

　　 5月26日晚，中央書記處召集延安干部大會，傳達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及中共中央關於解散共產國際問題的兩個文件，毛澤東向大會作《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他指出，共產國際在幫助各國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和組織反法西斯斗爭的偉大事業上，“有其極巨大的功勞”。作為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中國在二十二年中連續不斷地進行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而共產國際對於這三次革命運動都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因此，“共產國際在中國人民中的影響，是很大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冊，第324頁）。6月6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刊發張仲實5000余字長文《共產國際與中國》，以毛澤東的上述講話為核心要義，全面論述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文章指出：從1922年到1927年，共產國際“從精神上、政治上、乃至物質上幫助中國革命”﹔1927年以后，共產國際與中國土地革命運動在地域上被隔絕，但是“共產國際仍多方予中國革命以道義的聲援與同情”﹔1935年以后，“共產國際又積極幫助中國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中國抗戰又進行了積極的援助”。文章最后講道：共產國際在二十余年來幫助中國革命的偉大功績，“是永不會也永不應被中國人民忘記的。”（張仲實：《共產國際與中國》，《解放日報》1943年6月6日）

　　 5月29日，《解放日報》在“常識講話”欄目中發表《共產國際》一文指出：“現在世界形勢正經歷著劇烈的變化，從第七次大會以來，各個國家的內部情況愈變愈復雜，各個國家社會情況、發展道路以及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差異愈過愈深刻，使得共產國際這種組織形式，已經不能適應解決各國內日益復雜的問題的需要，它甚至成了進一步加強各國工人政黨的阻礙。”（溫濟澤：《共產國際》，《解放日報》1943年5月29日）這一觀點來源於《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即這個形式“日益不能適應這個運動底增長和每個國度內日益復雜的問題了”，“甚至成了進一步加強各民族工人政黨底障礙”（《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冊，第320頁），意在說明共產國際解散的合理性，而非強調共產國際在指導幫助各國共產黨革命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若過於強調共產國際幫助中國革命中存在的失誤，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全民族抗戰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都沒有任何益處，甚至會起消極作用。

　　深刻論述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解散的認識

　　 中共中央的《決定》指出，在現在的各種條件下，共產國際的解散，是比較其繼續存在更加有利的，“共產國際的解散，將使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心與創造性更加加強，將使黨與中國人民的聯系更加鞏固，將使黨的戰斗力量更加提高”（《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冊，第318頁）。5月28日，《解放日報》社論《論共產國際的解散》從“馬克思主義對於組織形式是採取什麼態度”基本觀點出發，論証了共產國際解散的合理性。文章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把運動束縛於某種固定的形式，否認絕對正確的對於革命運動一切階段都適用的組織形式﹔對於組織形式要求作無條件的歷史的考察，必須從運動發展的當前階段的具體環境中去觀察組織形式之是否適宜﹔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是服從於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基本政治利益的，組織形式是為每個特定時期的具體歷史環境及由此直接產生的任務所決定的。因此，“共產國際底解散，是為客觀主觀條件的變化所准備了的”（《論共產國際底解散》，《解放日報》1943年5月28日）。

　　 理論源於實踐，而理論自信來源於成功實踐。在理論上解答清楚共產國際解散的合理性后，中國共產黨需要進一步回答一個實踐問題：中國革命是否已經發展到了不再需要共產國際理論指導的程度。7月3日，《解放日報》發表了訪問張平化的文章。張平化通過講述紅二方面軍長征歷史，指出共產國際雖然正確地指導了中國革命，幫助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在部隊中有著高度的政治威信，但“我們從來沒有依賴性﹔我們相信毛澤東同志，相信黨中央，相信全軍的團結和軍民的團結是不可克服的力量”。張平化滿懷信心地講道：“我們現在已經成長了，沒有共產國際，我們也能夠勝利地完成中國革命的任務，而且是一定能夠的。”（莫艾：《萬眾一心——共產國際解散后訪問黨校張平化同志》，《解放日報》1943年7月3日）7月4日，《解放日報》又發表了採訪何長工的文章。何長工指出：“關於共產國際解散之與中國共產黨，我感覺在一定的意義上說正像一個孩子成長為青年時離開他的大家庭一樣……展開在這個青年面前的，是一幅多麼生動的新的世界的圖景啊！”（莫艾：《黨有長城——共產國際解散后訪問黨校何長工同志》，《解放日報》1943年7月4日）對於兩人的採訪，充分展現出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自信，即堅信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熟，已經有了自己的成熟的領袖和指導思想，能夠以高度的責任感、自信心、創造性獨立應對艱苦復雜環境。這也印証了5月26日晚毛澤東在演講中所強調的：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是為了削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更加適應於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冊，第326頁）。

　　突出強調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

　　 中共中央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冊，第318頁）。可見，這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且這種結合是黨的建設中一個永恆主題。

　　 按照共產國際的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定，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執行”（《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頁），加之由於沒有充分認識世界各國發展歷史道路的深刻差別、具體國情的巨大差異等，以至於一段歷史時期內，黨內一些黨員干部曾對共產國際和蘇聯抱有迷信盲從心理。對此，早在1936年7月，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就指出，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決不能代表俄國人說話，也不能替第三國際來統治，它只能為中國群眾的利益說話（《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冊，第561頁）。毛澤東的講話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應靈活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針對共產國際解散時一些敵對勢力借機污蔑中國共產黨的妄說，中國共產黨強調：“黨的創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結果，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假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歷史必然的定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冊，第317頁）毛澤東在5月26日晚上的講話中也強調，革命是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雖然有共產國際的幫助，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與發展，乃是“由於中國本身有了覺悟的工人階級，中國工人階級自己創造了自己的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冊，第325頁）。6月27日，《解放日報》社論《再論共產國際的解散》旗幟鮮明地指出，審查一個政黨的民族化，應該看這個政黨是否與這個民族的廣大人民打成一片，得到他們的本心的擁護﹔應該看這個政黨的主張是否適合民族和人民的需要，能使其達到自由幸福的目的﹔應該看這個政黨是否確實一貫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犧牲奮斗﹔應該看這個政黨是否相信和能否發動本民族的人民的創造力量，自力更生，而不依賴或等待外援﹔應該看這個政黨是否能繼承這個民族的真正良好的傳統作風，並使之與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鮮事物相結合而發揚光大。對照黨的歷史，這五個“應該看”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由弱變強、轉敗為勝的重要歷史與內在成因。

　　 對於共產國際的解散，一些反動勢力造謠說“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已經“不能適合世界之情況及歷史發展之道路”。對此，中國共產黨強調，作為自身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必須不斷民族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中共中央的《決定》強調：“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何長工在接受《解放日報》採訪中也說，“靈活地具體運用並且在實踐中不斷發展馬列主義的黨的領袖形成了，全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不僅能夠隨時獨立決定方向，並且有了大量堅強的具有獨立工作能力的干部”（《黨有長城——共產國際解散后訪問黨校何長工同志》）。

　　 總之，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解散之際對其客觀全面的理論闡釋，體現了我們黨的成熟和慎重決策。同時，在黨的文獻、黨的領袖文稿和各種宣傳報道中，也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對自身歷史的深刻認識和充分自信，即“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冊，第317~318頁）。“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抗戰中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並且在中國民族解放的整個斗爭中找到了正確的道路”，“正確的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王稼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報》1943年7月8日）。正是這種成熟和自信及其所反映的中國共產黨的獨特優勢，支撐黨在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勇擔重任，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一次次偉大勝利，創造了一個個人間奇跡。

　　 （作者：譚虎娃，系陝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